吾友李生为予言:“予游长安,舍于娄公所。娄,隐者也,居长安市三十余年矣。家有小斋,号曰市隐,往来大夫士多为之赋诗,渠欲得君作记,君其以我故为之。”
予曰:“若知隐乎?夫隐,自闭之义也。古之人隐于农、于工、于商、于医卜、于屠钓,至于博徒、卖浆、抱关吏、酒家保,无乎不在,非特深山之中,蓬蒿之下,然后为隐。前人所以有大小隐之辨者,谓初机之士,信道未笃,不见可欲,使心不乱,故以山林为小隐;能定能应,不为物诱,出处一致,喧寂两忘,故以朝市为大隐耳。以予观之,小隐于山林,则容或有之,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隐也,自山人索高价之后,欺松桂而诱云壑者多矣,况朝市乎?今夫干没氏之属,胁肩以入市,叠足以登垄断,利嘴长距,争捷求售,以与佣儿贩夫血战于锥刀之下,悬羊头,卖狗脯,盗跖行,伯夷语,曰:‘我隐者也’而可乎?敢问娄之所以隐奈何?”
曰:“鬻书以为食,取足而已,不害其为廉;以诗酒游诸公间,取和而已,不害其为高。夫廉与高,固古人之所以隐也,子何疑焉?”
予曰:“予得之矣,予为子记之。虽然,予于此犹有未满焉者,请以韩伯休之事终其说。伯休卖药都市,药不二价,一女子买药,伯休执价不移。女子怒曰:‘子韩伯休邪?何乃不二价?’乃叹曰:‘我本逃名,乃今为儿女子所知!’弃药径去,终身不返。夫娄公固隐者也,而自闭之义,无乃与伯休异乎?言,身之文也,身将隐,焉用文之?是求显也。奚以此为哉?予意大夫士之爱公者,强为之名耳,非公意也。君归,试以吾言问之。”
贞佑丙子十二月日,河东元某记。
译文
我一个姓李的朋友对我说过:“我游历长安,住在娄先生家。娄先生,是个隐士,住在长安的市区三十年了。他家有个小书斋,叫做‘市隐斋’。来往的官员大多都为它写过赋、传,我想请你也为娄先生写一篇,你就看我的面子缘故写一篇吧。”
我说:“你知道什么是隐吗?隐,就是自我封闭的意思。古代的人隐于农、隐于工、隐于商、隐于医生、算命、隐于屠户、钓鱼,甚至于赌徒、卖粥的、看门的、酒保,无处不在,并非只有在深山之中,茅屋之下的,才叫做隐居。前人有大隐、小隐的区别,说初步懂得大道的人,对自己的信仰还不是很彻底,为了不接触贪欲,使自己的心不乱,所以隐居到山林,这是小隐;能够心平气
这是一篇比较别致的斋室记文,它没有此类文章司空见惯的景物描写,也没有对对方的褒扬之词。全文仅以两次问答对话组成,结构上可谓别具一格。婉而多讽,则是它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。其实,元好问与这位娄公并不相识,为他作记,完全是受了友人的请托。自称隐者,而又汲汲于求他人的文章为自己扬名,这种举动,使得敏感的作者有所怀疑。但另一方面,友人之嘱,终究情面难却。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,作者采取了委婉劝讽的方式,写下了这篇议论透辟而又巧妙得体的文字,表示了自已对世间假隐士们的批判态度,以及对世俗沽名钓誉行径的鄙视。
全文由四段组成。首段,友人李生的嘱托之语揭开了娄公神秘的面纱,并为我们揭示了
苏轼,字子瞻,眉州眉山人。生十年,父洵游学四方,母程氏亲授以书,闻古今成败,辄能语其要。程氏读东汉《范滂传》,慨然太息。轼请曰:“轼若为滂,母许之否乎?”程氏曰:“汝能为滂,吾顾不能为滂母邪?”比冠,博通经史,属文日数千言,好贾谊、陆贽书。既而读《庄子》叹曰:“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!”嘉佑二年,试礼部。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,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,得轼《刑赏忠厚论》,惊喜,欲擢冠多士,犹疑其客曾巩所为,但置第二,复以《春秋》对义居第一。殿试中乙科。后以书见修,修语梅圣俞曰:“吾当避此人,出一头地。”闻者始哗不厌,久乃信服。
徙知徐州。河决曹村,泛于梁山泊,溢于南清河,汇于城下,涨不时泄,城将败,富民争出避水。轼曰:“富民出,民皆动摇,吾谁与守?吾在是,水决不能败城。”驱使复入。轼诣武卫营,呼卒长曰:“河将害城,事急矣,虽禁军且为我尽力。”卒长曰:“太守犹不避涂潦,吾侪小人,当效命。”率其徒持畚锸以出,筑东南长堤,首起戏马台,尾属于城。雨日夜不止,城不沈者三版。轼庐于其上,过家不入,使官吏分堵以守,卒全其城。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,为木岸,以虞水之再至。朝廷从之。
初,祖宗时,差役行久生弊。王安石相神宗,改为免役。司马光为相,知免役之害,不知其利,欲复差役,轼曰:“差役、免役,各有利害。免役之害,掊敛民财,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。差役之害,民常在官,不得专力于农,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。此二害轻重,盖略等矣。”光不以为然。轼又陈于政事堂,光忿然。轼曰:“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,公为谏官,争之甚力,韩公不乐,公亦不顾。轼昔闻公道其详,岂今日作相,不许轼尽言耶?”光笑之。建中靖国元年,卒于常州,年六十六。
轼与弟辙,师父洵为文,既而得之于天。虽嬉笑怒骂之辞,皆可书而诵之。其体浑涵光芒,雄视百代,有文章以来,盖亦鲜矣。
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,必以爱君为本,忠规谠论,挺挺大节,群臣无出其右。但为小人忌恶挤排,不使安于朝廷之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