龙洞山农叙《西厢》,末语云:“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。”夫童心者,真心也。若以童心为不可,是以真心为不可也。夫童心者,绝假纯真,最初一念之本心也。若失却童心,便失却真心;失却真心,便失却真人。人而非真,全不复有初矣。 童子者,人之初也;童心者,心之初也。夫心之初,曷可失也?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。
盖方其始也,有闻见从耳目而入,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。其长也,有道理从闻见而入,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。其久也,道理闻见日以益多,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,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,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。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,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。夫道理闻见,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。古之圣人,曷尝不读书哉。然纵不读书,童心固自在也;纵多读书,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,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。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,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?童心既障,于是发而为言语,则言语不由衷;见而为政事,则政事无根柢;著而为文辞,则文辞不能达。非内含于章美也,非笃实生辉光也,欲求一句有德之言,卒不可得,所以者何?以童心既障,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。
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,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,非童心自出之言也,言虽工,于我何与?岂非以假人言假言,而事假事、文假文乎!盖其人既假,则无所不假矣。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,则假人喜;以假事与假人道,则假人喜;以假文与假人谈,则假人喜。无所不假,则无所不喜。满场是假,矮人何辩也。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,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,又岂少哉!何也?天下之至文,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。苟童心常存,则道理不行,闻见不立,无时不文,无人不文,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。诗何必古《选》,文何必先秦,降而为六朝,变而为近体,又变而为传奇,变而为院本,为杂剧,为《西厢》曲,为《水浒传》,为今之举子业,皆古今至文,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·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,更说什么六经,更说什么《语》、《孟》乎!
夫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,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,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,又不然,则其迂阔门徒、懵懂弟子,记忆师说,有头无尾,得后遗前,随其所见,笔之于书。后学不察,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,决定目之为经矣,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?纵出自圣人,要亦有为而发,不过因病发药,随时处方,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,迂阔门徒云耳。医药假病,方难定执,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?然则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,乃道学之口实,假人之渊薮也,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。呜呼!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!
译文
龙洞山农在为《西厢记》写的序文末尾说:“有识之士不以为我还有童心的话,就知足了。”童心,实质上是真心,如果认为不该有童心,就是以为不该有真心。所谓童心,其实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干扰时一颗毫无造作,绝对真诚的本心。如果失掉童心,便是失掉真心;失去真心,也就失去了做一个真人的资格。而人一旦不以真诚为本,就永远丧失了本来应该具备的完整的人格。儿童,是人生的开始;童心,是心灵的本源。心灵的本源怎么可以遗失呢!那么,童心为什么会贸然失落呢?
人启蒙的时候,通过耳闻目睹会获得大量的知识,长大之后,又学到更多的理性知识,而这些后天得来的感性的闻见和理性的道理一
本文是一篇议论文,收录于《焚书》。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(1585年),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。
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“童心”的文学观念。“童心”就是赤子之心,“一念之本心”,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“私心”,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。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。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。在李贽看来,要保持“童心”,要使文学存真去假,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;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“童心之言”相对立的伪道学,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。
李贽的“童心”,其实是新儒家
明代初期是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。程朱理学本来有丰富、深刻之处,朱熹的理性主义精神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具有重要意义。但是,当程朱理学立为官学,取得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后,逐渐走向僵化,并成为明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工具。
而李贽一直抨击程朱理学、批判重农抑商、倡导功利价值、追求至道无为的政治理想,并和曾经的好友耿定向,产生了巨大的学术思想分歧,继而发生论战。这段学术论战也是晚明思想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,为学界所熟知。该《童心说》正是创作于该论战时期。
具体背景为:明神宗万历十四年(1585年)丙戌八月中秋之前,耿定向写了一封信给周思久,即《与
某叨受太保先公深知,尝援其难,公子又不以仆为不肖,数下交质以所为文业。仆窃见郡中自吴徐二三子凋谢之后,近二十年绝无有清才标映如公子者,尝心口叹颂不能置。今有所欲言,伏惟公子听之。
仆闻之贾子曰:诸人以太保既薨,有愿公子出而结交天下贵人,一如太保在日,以为克似太保者。窃谓太保在日,乃天下贵人,皆愿一当以交太保,非太保之交之也。今论者顾欲公子求而交之,以为克似太保,此不惟不似,而固以相远甚矣。往郡中贵达子弟,固有然者,然皆以财力自雄,周旋良苦。今公子善病,体不任衣。太保清节,仆之所谅未有厚资贻公子也。所谓财与力者,公子自审能之乎?破其业以致贫,劳其身以致病,而徒博一交结贵人之名,仆窃为公子不取也。
抑人之所谓克似其先者有道,不可以不辨。有以卿相之子,世为卿相而不必不辱其先;有以卿相之子,乃甘为一介之士,而足以光益其袓父者。若公子不深察其道,即如诸人所云,亦不过仿太保在日存其门户,方幅外似之耳,非谓公子遂真似太保为宰相也。公子之家昔为宰相,今为秀才,何可强同?顾舍其力之所能,可以得其真似,而必出于不可得之数,以为聊似其外者。何也?夫克似之道,在于守道,读书。公子才气超轶,何施不可?愿且朝夕自爱调病,病愈之后,以诸人所陈交结之才,多收古今书籍;以交结之力,闭户力学而笃行之。如此一二十年,亦不必之作太保。即不然,太保亦必含笑于九泉,决不以公子甘为一介之士,遂以为不克似之也。某皇恐再拜。